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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英]玛吉·凯瑟克

山水作为一种精神力量

到了3世纪，一个人的性格或可依据其对荒野自然的品评加以判断。譬如，当时有一官员自以为比丞相高明，认为尽管“为官不如，而赏观山景则吾胜于他”。他对皇帝说了这番话，而且除此便无须多言，因为一个真正爱山的人在当时被认为是深具精神力量的。

谢鲲

谢鲲（81—34）就自视为这样的人，他属于一个在会稽（中国东南地区美丽无比的一个地方）有大庄园的家族。在这里，4世纪中叶，谢家人携友人漫游山野，并且“过着安逸的生活。他们外出到山水间垂钓、打猎，回家就朗诵诗文。他们没有世俗的想法”。

但是，对长寿的追望是他们非世俗想法的一种，因此他们漫山遍野地寻找长生不老药。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开始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一种艺术品，并建造小亭以便从亭中观景。由此，就诞生了通过选址、修建观赏小亭并将整个风景转化为“园林”的“借景”的观念。

王羲之

这类亭子中第一个出名的是兰亭，最精美的书法卷轴作品之一于年完成于此。在这一卷轴中，王羲之（31—）记述了那年的春节，当时一批文人为了一场传统的赋诗比赛而聚集在兰亭，他们在树下应景作诗时，将酒杯放入旁边的溪流中，那些在酒杯漂过他们身旁时还未成诗的人得罚酒。

这种户外的文学游戏变成了园林中人们最喜爱的活动，它甚至也被整合到了某些亭阁的设计之中，成为在地面特别布置的“曲水流觞”。

文学传统

到了5世纪，中国的两位大诗人谢灵运和陶潜（又名陶渊明）早已用意蕴深远的诗文表达了道教的自然情怀。以后，他们的反应会成为上流社会的标准态度，同时在山水画和园林中获得表现。

谢灵运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两人都建造了自己的园林，并在自己的作品里写到了它们，由此推动了一项持久的文学传统，这也是构成中国园林史的重要部分。谢灵运（—）一生都在设法把他所处乱世的许多矛盾之处都结合在一起。他既是康乐公，也是诗人；既是宫廷谋士，也是道家医师；既是大庄园的主人，也是信佛的居士，后来成为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佛教思想家之一。

在朝堂上遭遇惨败后，他去往寺院，最初或许是为了保全性命，但他在佛典中找到了安慰和激励，此后崇奉终身。

园林中的佛理

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开始渗入中国的佛教，并不要求人们必须放弃以前的一切信念。事实上，它吸纳了许多道家的用语，包括“道”一词本身，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让它在中国人的眼里显得更易于理解。

在中国，它也接纳和顺应了道家的自然观，将云雾笼罩的宏大山水转化为一种虚空的象征。佛教以一座巨型中央峰（须弥山）为中心的宇宙观十分吻合既有的山之崇拜；而阿弥陀佛的极乐之园，强调的是汪洋阻隔的山地，与仙人所在的奇异居所相映衬。

事实上，佛教图像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更为深远，并在其业已吸收的观念与母题上增添新的意义。而在另一方面，佛教确实添加了一个重要的新主题：佛教徒不像道士那样善于在山中独自漫游，常常是聚集在一起享受孤独的成果。因而，在独居的隐士之外，又有了山中寺观的观念。

谢灵运最初退隐的正是这样的地方，由他的同时代人慧远和尚所创建的一座大寺庙位于神圣的庐山上。此处被选作精舍，一是因其自然之美，二是僧人们觉得其幽静的气氛有助于达到涅槃的境界。

庐山

4世纪晚期，许多居士与僧人聚集在这里，而在居留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回家时也带走了此处宏阔山水的记忆，并常想以“庐山之园”形式将之重现。

当谢灵运晚些时候不得不远离朝堂时，他就去了自己位于南方会稽的住所，依然竭力保持这种与自然、佛的联系。与此同时，他忙于许多宏大的修缮计划，造一条长达30多里并穿过森林的路，疏浚湖泊，植树造园。

为了在庄园里走动，他设计了带钩的鞋，放在足尖部可以上山，放在后跟处则便于下山。他的诗文确立了许多主题——诸如衰老、不朽，以及独居山中的纯净——这影响了后来的园林设计者：

对百年之高木，

纳万代之芬芳。

抱终古之泉源，

……

连岩觉路塞，

密竹使径迷。

来人忘新术，

去子惑故蹊。

然而，这种道家式的隐居并未使他心满意足。在道家隐逸于崇山峻岭间的想象之外，当时的佛教又添加了关于寺院生活的理想，在那里人们可以一起寻求精神的启迪。

所以，在石门山上，谢灵运为自己和两个僧人建了一个隐居处。庭院边上，一道瀑布“飞溅窗外”，而往下则是云雾袅绕的山谷里生长的大片森林。

故渊

许多仕途中的人都在文字里表示渴望返回山林，但却又抓住官职不放，积攒银钱，以备退隐田园时可以派上用场。“山水”情怀是中国诗歌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并最终呈现出传统姿态的一切不合理性。然而，在中国伟大诗人的手中，它依然有着一种使得社会责任与自我修养之间的古老冲突变得真切感人的力量和清新感。

陶潜

最先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并广为流传的一位诗人就是陶潜，他生活于约—47年间。与同时代的谢灵运不同，他并非名门之后，且家境没落。他所拥有的只是名副其实的自由精神，而这给他带来许多的苦恼：

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

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

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

守拙归园田。

……

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陶潜后来为他的问题辩解道，他家里都是孩子，米缸也空了，因而，“生生所资，未见其术”。朋友和家人都不断地劝说他去谋个差事，最后，他做了让步，在一小地方谋了一个小官职。不到一周，他就发现这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误：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最后，以其妹的去世作为由头，他打点行囊，回到了自己的家。他发现田地和园林都已杂草丛生，而三条小路也几乎被人忘却，在庭院里看着树林很难再有什么乐趣：

倚南窗以寄傲，

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

门虽设而常关。

策扶老以流憩，

时矫首而遐观。

云无心以出岫，

鸟倦飞而知还。

景翳翳以将入，

抚孤松而盘桓。

与拥有大庄园的谢灵运不同，陶潜不得不农耕谋生，生活维艰。他曾在一场火灾中失去了一切，而光景最好时也是粗茶淡饭，家徒四壁。他有时是在绝望中写作，不过，在心底里他总是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一切是应该做的。

最终，他对人生虚度的恐惧被证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的诗篇成为中国文学中知名度最高的部分之一，而其简朴的村舍之园也为未来的每一个隐士树立了典范。

陶潜的名字时常与菊花联系在一起，这源于其最受欢迎的某个诗篇中的意象。这件作品正表达了道家激赏的那种与自然合一的感受。带着这种感受，诗人在日落前柔和而清澈的天光下，捕捉到了白日将尽前的悠长一刻，而傍晚已然不远了。他在园中的东篱下，采集菊花花瓣来炮制延年益寿的美酒。

在别的地方，他也说过对这些饮品寄予厚望是何其愚蠢，而且，在其站起的一刻，他突然看到了远处南山上的光照——那里是他总有一天会安息的墓地。在黄昏的清新空气里，南山清晰可见，仿佛就在树篱的上方。成双的鸟儿从那里飞回栖息的地方，越过他的头顶。

此时，陶潜就如远处的南山，仿佛化身于山水鸟群或其手持的菊花之中。他站在那里的形象凝固为一个永恒的瞬间，此时，人与自然显得和谐如一。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对这种无以表达的“道”的体验，正是中国园林创造者们在园林围墙之内竭力追求的。

唐代诗人：愈加深厚的传统

唐代（—）见证了大型乡村别墅以及不那么富有的文人的简朴别墅的发展。在距都城长安不远的辋川岸边的一座乡村别墅，达到了这个类型的峰巅。这一草堂属于王维（—），他不仅仅是文人、诗人和音乐家，而且，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

事实上，后世还会把他当作两位山水画鼻祖中的一位，而后面我们将看到，他为自己的别墅所画的卷轴画如何影响了从古至今的画家与造园者的理想。

王维

同时，政治永远是变幻莫测的，而被流放或暂时被贬的文人似乎常常将这种闲暇用于修建隐居别墅。阿瑟·伟雷（ArthurWaley）写到大诗人白居易（77—）时，颇为感同身受，后者为年建于庐山深处苍松和瀑布间的“草屋”留下了一份记录。

它不过两扇门、四扇窗，家具是四张简单的木床、两件上过漆的琵琶，以及两三卷儒家经典和佛教经文。屋前是约10平方米的空地，中间为平台，下面是方池，四周是山竹和野草。

在池中，诗人种植了白莲，喂养食用的白鱼，同时顺着松树下繁茂的绿色攀缘植物，他用白石铺设了曲径。在迁入的头一天，他从早晨7点一直坐到下午5点，对该处的宁静和美欣喜不已。

这是他待过的最令人放松的地方，他发誓要在官场生涯结束后回来住下（尽管后来他仅仅设法去看过一次而已，最后是住在一座颇为不同的园林里）。就如许多后辈的诗人一样，白居易是一位真正的造园者，在每一处新居，他大都要种几株竹子或挖一个小池塘，不管生活环境是简朴抑或优雅。

约二百年后，另一位诗人和政治家苏东坡（—）继续实践着文人园林的传统。如以前的白居易那样，苏东坡也被任命为杭州和苏州的太守，而且，在政治上，他也时而得宠，时而失宠。他的官禄曾被完全停掉，像陶潜一样，他也靠自己在几亩荒地上种蔬菜和谷物为生。

尽管时世艰辛，诗人却得以支撑下来，快乐地自称“东坡居士”。他甚至匀出时间在小屋的上方和下方各修建了一座亭子。所幸隔壁邻居有一竹园，诗人在夏季会在那儿躺下来，为破土而出的新绿或月光下露珠在稻叶上闪烁的样子而惊讶不已。苏东坡的某些诗篇在精神上非常接近陶潜，如这一首就完美地表达了理想中的隐士之亭：

纵横忧患满人间，

颇怪先生日日闲。

昨日清风眠北牖，

朝来爽气在西山。

与苏轼同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学者兼园林家是司马光（—），他是经历过好几次大起大落的政治保守派领袖。当这位一度贵为宰相的人，因循儒家的传统，意识到自己在官场上已难有作为时，就远离尘嚣而全力为后世撰写历史。

确实，他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且在这个过程中建造了最受喜爱的文人隐居处之一——独乐园，一个写作之余松弛身心的地方。司马光的园林尽管与其住宅有段距离，却不是位于高山上或城外的乡野，而就在洛阳城内。

事实上，尽管它是都市里的园林，但主人却竭力在其中营造一种简朴乡居的感觉。虽然它不是供奢华享受的大型游乐园，但是，另一方面，它再现的不仅仅是儒家哲人的极度节俭，毕竟，他谦逊地说：“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

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司马光的真正奢侈在于园中一处厅堂里藏有五千卷书。不过，他也在设计各种亭子和溪流的简朴效果时，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他的鱼塘有五处水闸，形如虎爪。

他在池中央的小岛上种了一圈“圆若玉玦”的竹子；然后，他将竹子上端捆在一起，称之为“渔人之庐”。司马光在园中筑台，于其上建小屋，可以越过园林的围墙，看到城市一角和远山。其余的，他就可以通过第三人称（他通常采用的叙述口气）来描述了：

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这样的园林所带来的乐趣既是沉思的，也是积极的；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而且，所有的快乐都与巨富无关。确实，中国人“和谐而存”的智慧，部分地就来自尽情享受日常生活的深刻愿望，以及对文雅消遣的特别喜爱，而园林为后者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或许对这种感受的最佳描述是一本成书于19世纪初的小册子《浮生六记》。它记叙的人生几乎完全处在优雅的贫困中，按照这个标准，案几上一盆菊花的价值远甚于做菜的猪肉。

作者沈复（—）来自苏州，是一位不切实际的浪漫派，其谋生的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他的一生常常遭遇悲剧，包括其挚爱的妻子芸的早逝；因根深蒂固的误解而与父母失和；而未及和好，父亲就去世了，等等。后来，一个弟弟还骗去了他继承的遗产。沈复常常处在靠朋友接济的境地中。

但是，他的书却充满了不受压抑的欢笑和柔情，描述了那些通过自己的智慧不断得到乐趣、享受生活中最为简朴的快乐的人们。园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常常为作者的快意时分提供了背景。譬如，有一回，沈复禀母之命，携妻在一处与如今还存世的沧浪亭相邻的凉亭里消夏：

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画俱绿……携芸消夏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自称“西湖花隐翁”的陈淏子是更早的一位作者，他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家无园圃，枯坐一廛，则眼前之生趣何来？”这是一种普遍表达的感受：无须人为照看的园林所带来的单纯的快乐，可能是无与伦比的。

贫穷绝非文人的耻辱，因为其发达的感受性以及与过去伟大人物的文学神交，被认为绝对高于单纯的财富积累。

事实上，写作就被看作文明的精华；然而，我们所用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拉丁语词根，意思是“公民”（citizen）和“城市”（city），中文的对应词“文化”，却有“写作的转化力量”的含义。

在中国，公共空间在传统上与其说是物质的，还不如说是精神的领域，而且，甚至在当代的某个时段，人们接受的表达不同观点的方式，也不是借助像伦敦海德公园演讲角这样的场所，而是通过大字报。诸如此类的精神活动总是源远流长，因而，像苏东坡或司马光这样的造园者并不觉得自己人生中政治上的失宠是一种失败，因为这属于一种普遍接受的提出异议的传统，不仅他们研读的先贤这么做，未来的思想家也表示遵从。

确实，文人的归隐不仅仅代表他们对自然的赞赏，还被视作对这一“精神空间”的象征，因而，也是一切有教养的中国人志向高尚的象征。

奢华传统的延续

然而，与此同时，富庶的大家族还继续循着袁广汉的传统，建造园林以炫耀其财富，并且互相攀比亭子与装饰的数量和花费。9世纪初，白居易描写了这类被见异思迁的大家族所废弃的园林：

水木谁家宅，门高占地宽。

悬鱼挂青甃，行马护朱栏。

春榭笼烟暖，秋庭锁月寒。

松胶黏琥珀，筠粉扑琅玕。

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

终身不曾到，唯展宅图看。

白居易

这种园林与文人草堂的氛围和旨归相距甚远，不过，文人草堂颇为简朴的意象的确有如此的影响力，以至于白居易诗篇中描绘的皇家园林和贵族游乐园也开始采用这些意象。

李德裕（—）是白居易的同代人，是一个伟大的贵族和政治家，拥有一座叫作平泉的著名大型山庄，既是广大的园林，也是文人的隐居处。在这里，他不仅种植了来自南方的许多奇花异草，还栽种了药草、树木、小米和茶叶。

李德裕

尽管李德裕与白居易在政治上意见相左，但是，他们的个人趣味却无二致。两人都极其痴迷奇石，而且，人们认为，是他俩让那种在园林里欣赏单块石头的做法成为风气。

与白居易一样，李德裕最爱在自己的庄园里漫步，而且动情地描述了从南方流放归来后发现自己种的菊花和松树依然在恭候他时的幸福感。他请人将自己的诗篇镌刻在搜集来的最好的几块石头上，就像白居易为别墅周围的山景以及请人栽种的许多稀罕草木留下记录一样。

然而，正是在宋代，不同趋向的奢华游乐场和文人隐居处最终汇聚成特有的形态。这发生在园林名城洛阳，后来，在李格非的书中也有所描述。在城里，这些园林（除了每年建的花卉市场并非真正的园林之外）都无不拥有许多精致的庭堂和亭子，优雅地坐落在茂盛的树林和灌木中。

李格非称赞一些园林选址的非凡之美，以及其他园林大片的苍松或郁郁葱葱竹林的投影。他尤其注意那些著名文人名下的园林，譬如，白居易的一座园林，其格局依然原样不动地保存下来，尽管原来的亭阁早已倒塌。

司马光

虽然司马光的古老园林依然存世，但是，李格非却对此感到失望。他写道：“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蔓草为之尔。”确实，他得出的结论是，园林的知名度与其说是与内在的品质有关，还不如说是仰仗史学家撰写的序。

在李格非看来，自己动手的简朴并不是与华美园林中优雅、经营出来的简朴相对峙，文人隐居的理想也融入了富丽堂皇的有钱官吏的园林传统。他最欣赏的洛阳园林，有水通往环流的护园河、有喷水的石莲花，以及观赏山景的高塔等。有一处园林甚至还包含一座像迷宫般复杂似的建筑物，而另一处则有他所赞誉的最美的景致，布局紧凑，体现了主人的丰富想象力。

绝大多数洛阳的名园即使主人不在或与游人不相识，似乎也都向游人开放。确实，一座园林出类拔萃是因为一直交与他人看管——像白居易诗中的那些别墅那样——而且，它不是“秘不示人”。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和故事里，有关造访市区或郊区私家名园的描述俯拾皆是，而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样的外出活动看起来的确可以替代在大自然中的远足。

因而，尽管草堂在中国绘画里是无数壮美山水中的焦点，但文人们选择隐居到城市或郊区的园林里，与选择投身于大自然，都是一样寻常的。

当然，如此而为，尤其方便，也使文人得以与友人一起享受独居——畅饮几坛美酒——而不在荒野中浪费时光。然而，那种隐居造成的心远地偏、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的错觉，看似与奢华的传统相悖，实际上却吊诡地提升了后者。

因为，中国的文人造园者，就如他们的皇帝那样，依然要在自己的园林里重现大自然的整一性效果。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越来越投入于在小的空间里创造无限多样的体验。

在我们看来，明显人工化的那些复杂得像迷宫似的园林，在中国人看来却依然是“天然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在中国人眼里，不管这些园林看上去多么奇特，却依然通过典故和传统，让人想起伟大诗人和文人的简朴隐居处。

不过，也有部分原因是园林中的一些视觉惯例，最初是由中国的山水画家们发展起来的，被看作对自然形式的提炼。在下一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惯例如何进一步地发展。

（本文节选自[英]玛吉·凯瑟克所著、丁宁翻译《中国园林：历史、艺术和建筑》一书）

《中国园林：历史、艺术和建筑》

作者：[英]玛吉·凯瑟克

译者：丁宁

出版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00年10月

内容简介：本书初版于年，是国外研究中国园林文化的代表性专著。00年，由汉学研究者夏丽森女士修订，她是明代计成的著作《园冶》的英文译者。本书讲述了中国园林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园林与中国哲学、绘画、建筑、文学的互动关系，通过中国的园林艺术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魅力。

作者玛吉·凯瑟克在中国长大，从小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挚爱中国园林。她尝试在纵深的历史和宽阔的对照中把握中国园林的精粹，既有追本溯源的梳理，也有典型个案的描述与分析。本书堪称一本不可多得的中国园林导览，也是我们了解西方人如何欣赏中国园林的一种重要参照。借此，更能体味中国园林本身所包含的精彩的精神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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